香港中環的茶樓蒸氣氤氳中，九十五歲的覃美金正用鬆弛的牙床咀嚼蝦餃，鑲金假牙與骨瓷餐具碰撞出清脆聲響。這位被網民戲稱”遺產界KOL”的母親，在工人與友人築起的人牆裡，仍保持著每日三盅兩件的儀式感。三條街外的電車軌道旁，七旬兒子梅啟明正用紅酒沖洗牙縫，鮮紅帽衫與鏽蝕的叮叮車形成刺眼對照。
這場延燒二十年的遺產拉鋸戰，早被香港市民當作八點檔追看。當事人卻在法庭外的日常裡，各自建構起防衛機制的孤島。梅媽將點心推車當作戰車，每口咀嚼都是對衰老的頑抗，工人背後的購物袋裝滿生存實證。梅啟明則把廉價紅酒喝出拉菲的姿態，在電車搖晃中實踐某種虛無主義的慢活哲學。
兩代人的生存策略形成荒誕映照：母親在群簇中維持體面，兒子在獨處裡偽裝瀟灑。茶樓裡的銀髮貴婦與電車上的紅衣浪人，恰似香港這座城市的兩極隱喻——既要維繫傳統體面，又在資本浪潮中迷失本真。他們在鏡頭前的每個動作，都成為公眾解讀遺產大戲的密碼：梅媽的叉燒包是生命力宣言？啟明的剔牙動作為何持續三分鐘？
弔詭的是，這場全民圍觀的遺產爭奪，當事人似乎早已深陷角色扮演。梅媽將每次法庭攻防轉化為生存動力，兒子則把輿論壓力反芻成行為藝術。當遺產官司成為某種存在主義劇場，那些刻意維持的生活儀式，不過是向世界證明”我仍在場”的生存註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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