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容目录
在香港霓虹灯光无法照亮的城市缝隙里，一楼一凤与劏房构成了特殊的共生关系。这两种看似迥异的社会现象，实质上都源自香港畸形的住房市场与阶级固化结构。当普通市民需要将住宅切割成鸽笼般的劏房求存，被迫从事性工作的群体也以相同逻辑将生存空间转化为生产工具。
性工作者在生存夹缝中创造出畸形的经济空间
劏房现象是香港住房危机最赤裸的具象化。根据统计署数据，全港逾22万人蜗居于平均面积仅62平方呎的劏房。这些被水泥封死的逃生窗、错综复杂的违建电线，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压缩，更是社会流动通道的封闭。
这种空间异化背后，是香港深层的结构性矛盾。土地供应长期短缺与地产资本垄断，形成住房市场的双重绞杀。政府公屋轮候时间突破6年大关，迫使底层民众陷入「劏房陷阱」：月租占收入四成的住房支出，形成难以积蓄脱贫的恶性循环。一楼一凤从业者多数为单亲母亲或新移民女性，她们选择这份「高风险高收入」职业，实质是对住房剥削的无奈妥协。
劏房的深层矛盾
当政府将取缔一楼一凤与劏房整治视为单纯的执法问题，便陷入治标不治本的误区。新加坡组屋政策显示，当住房保障覆盖八成人口时，社会边缘群体自然大幅减少。香港需要打破土地利益枷锁，将每年5万个过渡房屋的承诺落实为具体政策，同时建立职业培训与社会支援系统，才能从根源上消解这两种畸形现象。
从唐楼铁闸后透出的粉红灯光，到劏房走廊飘散的潮湿霉味，都在诉说着同一则城市寓言。当住房从基本人权异化为奢侈品，市民只能在生存与尊严间做出残酷选择。解开这个困局，需要超越道德批判，直面香港发展模式中的深层矛盾。
延伸阅读：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