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中环的茶楼蒸气氤氲中，九十五岁的覃美金正用松弛的牙床咀嚼虾饺，镶金假牙与骨瓷餐具碰撞出清脆声响。这位被网民戏称”遗产界KOL”的母亲，在工人与友人筑起的人墙里，仍保持着每日三盅两件的仪式感。三条街外的电车轨道旁，七旬儿子梅启明正用红酒冲洗牙缝，鲜红帽衫与锈蚀的叮叮车形成刺眼对照。
这场延烧二十年的遗产拉锯战，早被香港市民当作八点档追看。当事人却在法庭外的日常里，各自建构起防卫机制的孤岛。梅妈将点心推车当作战车，每口咀嚼都是对衰老的顽抗，工人背后的购物袋装满生存实证。梅启明则把廉价红酒喝出拉菲的姿态，在电车摇晃中实践某种虚无主义的慢活哲学。
两代人的生存策略形成荒诞映照：母亲在群簇中维持体面，儿子在独处里伪装潇洒。茶楼里的银发贵妇与电车上的红衣浪人，恰似香港这座城市的两极隐喻——既要维系传统体面，又在资本浪潮中迷失本真。他们在镜头前的每个动作，都成为公众解读遗产大戏的密码：梅妈的叉烧包是生命力宣言？启明的剔牙动作为何持续三分钟？
吊诡的是，这场全民围观的遗产争夺，当事人似乎早已深陷角色扮演。梅妈将每次法庭攻防转化为生存动力，儿子则把舆论压力反刍成行为艺术。当遗产官司成为某种存在主义剧场，那些刻意维持的生活仪式，不过是向世界证明”我仍在场”的生存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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